一九八一年三月的长沙，下着濛濛细雨。省城为九十二岁辞世的举行追悼会。许多白发老兵拄着拐杖赶来，他们脸上淌着泪，却也带着迟来的释然。因为在人们记忆里，“南京”二字始终像火烙般贴在这位湘籍将领身上。
唐生智的履历并不平凡。湖南东安人，一九○七年入长沙陆军小学堂，两年后转保定军校第六期，与蒋介石、陈诚同窗，与胡宗南亦称袍泽。北伐时，他在贺胜桥一役表现突出，被称“铁军先锋”。然而世人议论最多的，却是三七年冬季那场短促惨烈的。
说到南京，人们常提一八五三年太平军、一次大战后的北伐定都，一座城既是政治中枢，又是民族象征。上海失守后，日军十五艘舰驶入长江，炮口对准这座首都。十一月中旬，蒋介石召开特别国防会议，弃守与固守吵成一团。、白崇禧赞成“宣布不设防”，何应钦主张“象征防守”。就在众人沉默时，唐生智忽然起身：“我在，南京必守！”会场瞬间安静。冯·法肯豪森皱眉，蒋介石却拍拍桌子：“好，就你！”
有人猜测他想借机扩充兵权，也有人说他误判日军战术。事实是，唐当时手里可用的八十七师、八十八师早在淞沪已被打残，西北军、东北军多是杂牌，新兵比例高达三成八。兵权的“含金量”其实微乎其微。
唐生智抵南京后，制定“短期固守”计划：外廓、内廓、城墙三道防线，外围利用紫金山、雨花台、乌龙山等制高点，争取两周时间。但部署过于平均，缺乏纵深。敌人取其一点，整条线就被撕开口子。
十二月一日，裕仁下达“大陆命第八号”。七日，日军第十军和第六师团自句容、丹阳逼近；九日，松井石根空投劝降，《投降劝告书》在城内飘舞。守军情绪未动摇，却没有反突击。马振强、马威龙建议夜袭龙潭敌集结地，唐生智回电只有一句：“坚守原线”。机遇就此溜走。
更要命的是通讯。十二日拂晓，雨花台被突破，第二军团电报连发三封请求支援，“嘀嘀”声里无人答复。那天傍晚，唐下达撤退命令，却又口头补充“如有船只可江渡”。指令层层走样，数万人同时涌往下关码头。木排、门板、油桶全被抢空，挤上船的士兵对岸一片枪声，船体超载翻覆，乌衣江面漂满尸首。宋希濂事后写道：“夜色如墨，江面火光映红，自顾不暇，肝肠寸断。”
据战史处统计，南京保卫战中，守军近五万人战死或失踪，其中三分之一倒在渡江途中。相互混乱射击造成的非战斗减员，比正面对抗还多，令人唏嘘。
那是否完全是唐生智一人的责任？客观形势摆在眼前：敌方十万老兵，配合空海立体攻击；守方十五万串联杂牌，无重炮、无制空，外围只有一条与浦口相连的铁路。如果说战略决心源自蒋介石，那么战术失当、组织混乱，唐生智确有难辞之咎。
有意思的是，十八天的防御到底换来了什么？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倒推，卫戍部队成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实际支撑时间不到三周。日军伤亡约一万，对整体战局影响有限；而国军损失精干师团，加剧华中战场真空。相比一九四○年的枣宜会战以空间换时间，这一次的代价与收获明显不成比例。
但也不能忽略城中将士的血性。八十八师残部在中华门巷战，手雷、刺刀拼到最后一颗子弹；教导总队工兵团在光华门炸桥自毁退路，只为多拖半日。唐生智本人留守指挥所直至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才渡江撤离，他并未“先跑”。正因为如此，“功”与“过”才纠缠不清。
战后批评如潮。李宗仁在回忆录挖苦“冒失请缨”，桂永清指责“撤退无方”，学者更以“一将无能，害死三军”总结。与此同时，南京受害平民达三十万的惨痛事实，又让人将愤怒投向侵略者。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：失败不等同怯懦，勇气也无法掩盖疏漏。
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批示对唐生智的评价，强调其“民族气节可嘉”，同时指出“军事指挥存在严重失误”。这句话或许更贴切：有血性，却欠缜密。
南京失陷后，中国战场进入战略相持，武汉会战、徐州会战相继展开。如果说南京是一座烈焰中的烽火台，那么唐生智不过是守台人之一。成败之外，那些在雨花台、下关口、乌龙山倒下的无名士兵，才是这场悲剧最沉重的注脚。
历史不会为任何个人改写，但也不应仅以一句口号抹平细节。唐生智的功与过，正是南京保卫战留给后人的一面镜子：胆识与谋略，缺一不可；责任与结局，总要有人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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